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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与都市的角度比较张爱玲、施蛰存、穆时英小说的不同。
发布时间: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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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穆时英喜欢将都市生活作为书写对象,一方面大规模地展示了工商业城市的文明及消费物象:汽车、摩天大楼、舞厅、银行、街道、咖啡馆、酒、烟草等等;另一方面沉迷于对女性身体的铭写,对摩登女郎的脸和身体的叙事性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在进行的是琐碎叙事,他的写作同样具有宏大叙事的雄心魄力。因为在穆桂英看来,都市生活本身即已构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和宇宙,“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这是何其具有包罗气势的叙述。事实上,穆时英写作《上海的狐步舞》,只是其庞大计划中的“一个断片”,他想“让都会景观承载更多的意义”,“用城市作为在关键岁月里的国家缩图”,“藉此成为民族寓言的一部分”。[15]穆时英的大计划是写作《中国一九三一》,而茅盾《子夜》的副标题恰恰是“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 ”(1930年,一个中国罗曼史),穆对茅盾所代表的历史阶级的宏伟叙事的挑战姿态是很露骨的,这也是日常叙事在获得自主发展可能后所必取的态势。

  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广阔,内容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都市底层的小人物,如舞女、小商人、小职员之类。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来抒写他们受生活挤压的惨苦情状。如《鸥》写的是刚由练习生提升为洋行小职员眷恋故乡的故事。他被提升为职员,这本来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他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刻板机械的生活,感到非常寂寞和无聊。他期望回到故乡,找回初恋的温情,但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忍受都市生活的煎熬。作者从主人公这种矛盾的思绪、飘忽的情感中,剖析了受压抑的意识,披露了潜伏的欲念,从而揭示了都市的病态生活所造成的病态心理。《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非常厌倦终日陪伴男人们寻欢作乐的舞女生涯,把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她的情人身上,并因此中止了与舞厅老板签订的合同,也拒绝陪客人跳舞。恰在此时,她的情人破了产。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她又只好低三下四地给舞客打电话,陪笑脸,表示不再拒绝对方的邀请。素雯的前后变化,决不是她个人的品行不端,而是由于生活的折磨,她不得不去食自己泡制的苦果。施蛰存的这些小说内容较为健康,善于通过底层的人物、平凡的事件来揭示主题,较之刘呐鸥、穆时英更显得接近现实主义;但由于作者的生活视野狭窄,缺乏一种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的内蕴和气势。施蛰存的色,幻,魔,奇,究其实质是深入了都会日常生活的心理领域,从事的是对日常性的微观层面的考察。当然,他杂糅了弗洛伊德和中国志怪小说的玄秘色彩,试图表达出都市生存境遇中的日常感受:对于“幻象”的体验是其中主要的叙事主题。在施蛰存那里,“幻象”的心理体验是生活的变态和偶发事件。

  而到了张爱玲那里,幻象体验就成了日常生活之本身,其神魔气质早已经被极度的日常性剥离了。求个热血传奇SF。由施蛰存到张爱玲,是由对日常性的生活体验过渡到世界本体体验的演进。张爱玲总是试图摆脱日常性的平面化和无意义,为日常话语提供一些可资透视的深层向度。我指的是张爱玲的“苍凉美学”:“真正的爱只有在世界末日才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终端,时间本身便不再重要。正是在那样的时刻,张爱玲的‘苍凉’美学才是可以想象的。”[16]张爱玲的这种“苍凉”,正是对现世的远景凝定,这不是一个瞬间的现世,而是有着深度、广度和历史的永恒的瞬间。张爱玲不仅提供了日常性怀旧情绪的感性资源,而且她还以其文本构拟了一个居于时空边缘的日常世界的本体性存在,尽管她是以体验的方式来表达的。

  穆时英醉心于书写表层物象,施蛰存精于摹画日常心理领域,张爱玲完成了对日常世界的本体性臆想。

  展开全部1930年代前后,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三位作家透过自身对上海都会的观察与体会,藉小说创作开启了中国文坛的新感觉派。过往在社会与文学等因素压迫下,中国新感觉派的文学价值受到压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严家炎教授以现代主义的观点切入,肯定中国新感觉派在小说形式的大胆突破,才使其获得重视,成为学者关注与研究的焦点。本论文的写作目的,即是透过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三位作家小说作品的分析,探讨1930年代前后三位作家面对上海特殊环境带来的冲击与全新体验,如何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上作各种形式的创新,并援引电影这跨领域的艺术表现手法,完成全新经验的表达。

  论文第一章首先爬梳中国新感觉派在称谓与定位上纷乱的现象,就五四时期因自身富国强兵导向,在援引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出现的扭曲与误读进行观念的厘清。并就20世纪以来文学观念的改变,探讨小说创作中固定时序的突破与电影发明后,在小说创作中产生的影响、渗透。第一章重於观念的界定,第二章则就史地方面,说明新感觉派之所以长期不受重视,甚至文学价值遭到全面抹杀的理由。首先就上海的地理情况,说明上海华洋杂处、商业异常繁荣的盛况。并藉此说明广大中国与上海都会的环境落差,迫使中国新感觉派文人陷入不被理解的孤独,使他们的上海新感受无法得到理解与共鸣。

  第三章到第五章则以作家为主,由作品探讨他们笔下的都会外观如何被建构,如何表达他们的都会体验。在讨论的进程上,刘呐鸥因译介日本新感觉派与《无轨列车》杂志的创办占有先行者的位置。穆时英则在刘呐鸥的基础上,凭其才华将中国新感觉派的都会书写推向高峰。而与两人的创作方向不同,施蛰存避开都会景观的描写,直探人性欲望幽微处,因此安排在刘呐鸥与穆时英的章节之后进行讨论。

  本文以中国新感觉派的三位代表作家为主,就都市情怀与写作技巧两方面进行作品诠释。除了论证电影技术化视觉性强力主导了三人对「新感觉」的表达模式,也希望藉此将过往失之偏颇的探讨焦点转向作品本身,使三位代表作家在形式与技巧的开创上,获得应有的关注与公正的评价。